好，你不说，我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洋人欺我太甚，竟至国之将亡。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朕，今日庄严宣示：向英吉利国，开战！向法兰西国，开战！向美利坚国，开战！向德意志国，开战！向俄罗斯国，开战！向意大利国，开战！向奥地利国，开战！向日本国，开战！钦此。——电视剧《走向共和》慈禧太后宣战。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段慈禧向各国列强宣战的剧情，让人乍一看感觉满清虽然腐朽，但是也不缺乏一战的勇气。庚子之变在历史中也是真实存在。清政府自己宣发的万国宣战诏书中也确实义正言辞的和列强宣战了。

......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诏书》

但是有一些疑问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没几年，连昔日的小日本都打不过的大清，哪里来的勇气，敢同时向那么多列强宣战呢？怎么一直软弱可欺，已经把卖国条约签得手软的清政府，忽然又那么强硬呢？

这要从1894年的甲午海战说起，此战过后，彻底击碎了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颜面。正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巨额赔款、割让土地，远超以往的屈辱条约，让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跌入谷底，也让万千子民在失望中滋生绝望。朝廷的权威如同风中残烛，再也无法钳制汹涌的民意。

正是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义和团运动如野火般燎原。诚然，后人多有诟病义和团的愚昧与暴戾，认为其引来了八国联军的铁蹄。

然而，身处那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底层百姓为了生存，将对未来的期盼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功护体”，又何尝不是一种绝望的呐喊？

他们与西方教会争夺生存资源，又恰逢天灾连年，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冲击教会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清廷并非无力镇压，但为何初期却选择了姑息？

这不得不提到维新变法的夭折。甲午战败前，洋务运动曾为大清带来一丝“同治中兴”的假象。然而，战败的残酷现实击碎了士大夫们对清廷自我革新的幻想。他们曾寄希望于维新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来挽救国家危亡，但戊戌六君子的血最终宣告了变法的彻底失败。一部分对清廷心灰意冷的士大夫，开始同情那些同样在苦苦寻求出路的义和团拳民，这无疑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也为日后的东南互保埋下了伏笔。

更关键的人物是毓贤。这位以酷吏和极端排外著称的山东巡抚，正是向慈禧太后极力举荐义和团“可用”的关键人物。在西方列强因义和团杀害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而施压时，毓贤虽被罢免，但他对义和团的推崇却深深影响了慈禧太后。调任山西巡抚后，毓贤依旧奉行极端排外政策，大力扶持义和团对抗教会，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后还率兵“勤王”。最终，在议和时，他却成了清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那么，慈禧太后为何会听信毓贤之言，对义和团从剿灭转为安抚呢？

其核心在于义和团提出的那句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扶清灭洋”！在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关头，民间反清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非中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此起彼伏，直接威胁着清廷的统治合法性。

此时，突然涌现出一批打着“扶清”旗号的民众，这无疑让满汉矛盾根深蒂固的清廷看到了缓和统治危机的希望。谁能保证，如果继续剿灭义和团，这场运动不会演变成又一场“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这正是那些手握重权的满清王公大臣们不敢贸然下令剿杀的重要原因。相反，身为汉人的袁世凯却毫无顾忌地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

此外，慈禧太后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背后站着英美等西方列强，他们希望清朝走向君主立宪，以便更好地在华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随着维新派的失势，上台的皆是顽固守旧派，他们对甲午战败的耻辱记忆犹新。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的是，她废黜光绪帝、另立“大阿哥”的计划屡次遭到西方列强的干涉与警告。尤其是深恨光绪帝的端郡王载漪，更是将宝押在了义和团身上，极力促成联合义和团对抗洋人。

他或许认为，借助义和团的“神力”，不仅能对抗洋人，还能为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铺平道路。就这样，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下，义和团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北京城。

然而，义和团进京后，其行为逐渐失控，从最初的针对教徒，蔓延至所有洋人和一切外来事物，扒铁路、烧车站、毁桥梁、剪电线，无所不用其极。这使得外国使馆的安全岌岌可危，列强遂以保护使馆为名，纷纷增兵北京。清廷虽有约束，但各国公使置若罔闻，实际增兵数量远超规定。

列强的军事行动彻底激怒了清廷和义和团，双方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义和团开始猛烈围攻教堂和使馆，见洋人便杀。由于通讯中断，外界对北京使馆的情况一无所知，普遍认为凶多吉少。在此背景下，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正式组成，从天津向北京进军。廊坊一战，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竟意外击退了联军，京城的义和团则继续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战局一片混乱。

此时，慈禧太后并非全然不知局势的严峻，她或许已经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必将彻底激怒西方列强。然而，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却极力主战，他们利用义和团的“民气”，指责任何主和的声音都是“崇洋媚外”。

更甚者，载漪等人竟伪造了一份西方列强给清政府的外交照会，这份照会的核心内容直指慈禧太后的权力中枢，包括指定光绪帝的居住地、由列强代收各省钱粮、代管天下兵马，甚至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份荒谬至极的“照会”，即便用常理推断也知是伪造，但却如同击中了慈禧太后的软肋，让她深信列强亡清之心昭然若揭。正如她对荣禄所言：“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绝望之下，慈禧太后颁布了所谓的“向万国宣战诏书”。然而，这份诏书并未正式送达各国使馆。

事实上，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宣战”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八国联军的铁蹄已近在咫尺，她已别无选择。将这一切归咎于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更是无稽之谈。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慈禧太后，绝不会如此轻信鬼神之说。

她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实乃内外交困，局势已非她所能掌控。此时剿灭义和团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留下镇压“忠民”的骂名。利用“宣战”之机，既能摆脱尾大不掉的义和团，又能打击以载漪为首的顽固派势力，维护自身的统治，或许才是这位老佛爷在末路之时的权衡。至于百姓的疾苦，早已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道尽了这位统治者的凉薄与自私。

庚子年的这场浩劫，是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产物。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她在内忧外患、权力斗争等多重压力下，做出的一次绝望而疯狂的赌博。

这场看似强硬的对抗，却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骤然转变为慈禧太后近乎“光速”的投降。这戏剧性的转变背后，隐藏着更为冰冷的权力逻辑——在列强清除了国内的异己势力后，只要慈禧太后愿意继续出卖国家利益，她的统治地位依然能够得以维系。

八国联军的入侵，对于慈禧太后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危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列强的炮火也无情地清扫了她统治道路上的障碍。那些义和团在列强和满清的背刺下迅速瓦解。而那些利用义和团扩张自身势力的顽固派王公大臣，如端郡王载漪等人，也成为了列强眼中必须清除的祸首。

当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这本身就昭示了她对抗列强的决心早已动摇。所谓的“宣战”，不过是她在内外交困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姿态。一旦列强明确表达了惩罚祸首、恢复秩序的意愿，慈禧太后便迅速转变了姿态。

她顺应列强的意愿，以换取自身的安全和权力的延续。因此，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便开始积极寻求与列强议和。她一面将义和团运动的责任推卸给少数“暴民”，一面又将端郡王载漪等人作为替罪羊，以平息列强的怒火。

更为关键的是，列强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后，被意识到这样有血性的民族不可被征服或殖民后，也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在华的经济利益，而非彻底颠覆清政府的统治。一个稳定且能够配合他们掠夺的中国政府，显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慈禧太后，这位在权力斗争中身经百战的老手，无疑是他们眼中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她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列强的意图；她也足够狠辣，能够压制国内的反抗力量。

因此，在清除了义和团和顽固派这些“不稳定因素”后，列强对于保留慈禧太后的统治，实际上是持默许甚至支持态度的。只要她愿意承担战争的责任，签订屈辱的条约，满足列强的赔款要求，并承诺今后更好地维护列强在华的利益，她的皇位依然可以稳如泰山。

最终签订的《辛丑条约》，便是慈禧太后“光速投降”的最好注脚。巨额的赔款，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列强在京设立使馆区，象征着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沦丧；而清政府保证“永不再设或允许设立任何以反对各国或各会为宗旨之会党”，更是彻底向列强低头。

然而，正是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却为慈禧太太后换来了苟延残喘的统治。她不仅得以重返北京，继续她的奢靡生活，甚至还摆出了一副“痛定思痛”、“锐意改革”的姿态，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安抚国内外的舆论。但其本质，仍然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的“光速投降”，并非简单的畏惧列强的武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她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以及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精准“把握”。她清楚地认识到，在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下，顺应他们的意愿，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才是保住自身权力的最佳途径。列强清除了国内的障碍，而她则以持续的卖国行为作为回报，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掷地有声的“圣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丑陋面目。这段屈辱的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统治者的私欲是如何凌驾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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